这中间的四个“不敢”好像是使贫贱者，富贵者，愚弱者，智勇者处于同等的地位，所谓法律的面前，人人平等。然按之实际，却不如此，在经济上既不平等，在法律上的平等便等于欺骗，因此“法行于世”，只有“贫贱者不敢怨富贵，……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是真的，至于“富贵者不敢陵贫贱，……智勇者不敢鄙愚弱”，不过是欺人之谈，即使真有其事，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富贵者和智勇者在法定的限度之内已经充分陵过贫贱，鄙过愚弱，正不必在法外再为已甚，免得惹起反感，于己不利。
现在再回转来讲法家。它因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已如上述，然它代表地主阶级有什么证据呢？关于慎子的说法已详上文（即富民与重农），今特介绍《管子》，《申子》，《尹文子》，《尸子》，《商子》，《韩非子》的态度如下：
“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管子·治国篇》）
“薄税敛，毋苟〔取〕于民。（《管子·五辅篇》）
“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申子》）
“农桑以时，仓禀充实，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尹文子》）
“益天下以财为仁，劳天下以力为义，分天下以生为神。修先王之术，除祸难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万物以生，益天下以财，不可胜计也。”（《尸子》）
“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商子·外内篇》）
“富国以农，距敌恃卒。”（《韩非子·五蠹篇）
“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篇》）
有许多人看了以上这几节话，不独不肯相信它们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言论，并且会有“适得其反”的感触，至少也要说是证据薄弱，不能自圆其说。但我说法家代表地主阶级，而所举的证据不过如此，实有几种原因需要解释的，今特约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