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卡的话中看得清清楚楚。卡夫卡写道：“对我来说实际上不存在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知道：一切与主要事业相比，在我的心中都显得无所谓，就像中学里的一切教学内容一样。事情就是找一个职业，只要不十分伤害我的虚荣心，这是我的无所谓心情最容易接受的。那么法学便是不言而喻的对象。虚荣心和狂妄的希望与之相对的小小的尝试，比如十四天的化学学习，半年的德国文学课程，都只能加强那基本的看法。于是我选择了法律。这意味着，我在每次考试前的几个月中充分绷紧神经，精神上靠吃千万张嘴咀嚼过的木粉度日。可是在一定的意义上，我觉得水粉不难吃，就像在一定意义上以前的中学生活和以后的职员工作给我带来的滋味一样，因为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处境。至少我在这里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先见之明，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已经对学习和职业有过十分清楚的预见。我并不期望得救，在此我已经自暴自弃了。”具有根本意义的事实情况是：我们俩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只有艺术创造对我们才有向心力，但是我们并没有承认这一点。我们对艺术也有着过高的看法，好像总想将艺术同“面包职业”这个词汇、这个概念所表达的令人头疼的问题联系起来。再说也没有任何人来引导我们，给我们指出道路（假如果然有道路的话）。由于我们得不到任何人出的主意，所以我们只能以为自己所不喜欢的学业是唯一的避难所。其它避难所至少在我眼里不存在。卡夫卡自然还有一种模糊的设想（这在他生命的后期重现过）——可以“离开布拉格，从事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处是“德语大学生阅读演讲厅”（这个聚会场所那时在费迪南特大街，现名纳吉德尼）。那时，只要不是民族反犹思想者或犹太主义者，加入这个规模颇大的联合会对布拉格（以及各地许多地方）德语中学的毕业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很久以后，大约在此十年后，才信仰犹太复国主义人这个“厅”具有德意志自由派性质，我们虽说不戴便帽，却系着黑红金之色带子，带子上写着革命的年份1948。不过对那场革命的怀念已是那么苍白，那么不热烈，那已是完全没入地平线后了。此“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厅委员会；在它与成员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抗，有时候甚至演化为一种“斗争”，而最后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