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古代帝王为了表示听取臣下的冤情或谏议，悬鼓于朝堂之外，允许臣民击鼓直接向皇帝反映问题〕，状告李昉卖人情，取舍不公允。赵匡胤就这个问题征询翰林学士卢多逊的意见，卢说：“我也听到不少议论。〞赵匡胤就命令贡院将考完了3场而落选的人造册上报，结果进士及诸科共报上来360人。
三月十九日，将这些人全部召见，选了195人，其中包括徐士廉。加上宋准等已经录取的38人都发给卷纸，另外再考一场诗赋，并另委考官主持其事。两天后，赵匡胤亲自到讲武殿批阅试卷，共录取进士26人，其他“五经〞、“三礼〞诸科共101人，都赐及第。宋准、徐士廉均在进士科录取之列，仍以宋准为榜首。并且，赐给宋准制钱20万以举办庆贺宴会。李昉那么被贬为太常少卿，和他一起主持试事的其他官员也都受到了处分。
从此，殿试就成了科举考试的一道必须经过的程序。
自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太宗端拱二年〔989年〕，频频举行科举考试，且多以最先交卷者为状元。这种方式有意无意地沿用了30年，共产生了22位状元。杨砺、宋准、王嗣宗、胡旦、苏易简、王世那么、梁灏、陈尧叟等都是北宋前期著名人物，他们皆因抢先交卷而成了状元。其中杨砺、王嗣宗、苏易简、陈尧叟后来还成了颇有政绩的掌权人物。
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固然是人的才气的一种表达，但仅以此确定名次高低，终究有失偏颇。再说，一榜接一榜地都是先交卷者成了状元，而一当了状元，不仅名气大、入仕高，而且以后升官也比别人快得多。这样，继起的读书人准备考试就只在写作速度上下功夫，而忽略了文章的质量，更不肯认真在积累知识上下功夫。有的士人甚至互相吹捧，哄抬那些草率成篇者的身价，以制造知名度。已经有了应试资格的举子以此为荣，准备应试的学童也群起仿效，逐渐形成一种华而不实的文风，影响非常恶劣。一些有见识的朝臣看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一再向太宗上奏章。太宗还算是个勇于纳谏的君主，很快就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危害性，便立即改变做法，决定不再以行文的迟速作为决定名次的标准。
淳化三年〔992年〕二月，又要举行会试了，太宗还采纳了莆田人陈靖的建议，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