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劣势。”
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拍摄经历：“1983年，我买下了《辛德勒的名单》的版权。”
“我找了当年被辛德勒救助过的一位叫作非佛博格的人，就是他为了报答辛德勒的救命之恩，倾尽一生对世界讲述了辛德勒的故事。”
“原著，当事人，还有无数我找人探访到的集中营幸存者，我信心满满地准备开拍。”
包括张纯如在内的所有人听着他讲述到这里，知道转折点要来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只第一个月我都没有熬过去，我对着那些铺天盖地的惨痛史料夜夜失眠，每一个镜头我都在纠结！”
“我很害怕，很慌张，很不自信，我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把这样的题材的电影拍出很差的口碑，这是对很多民族都会造成影响的事情。”
这一点路宽和张纯如都是感同身受，后者在写书时也一直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一个字的误差和误解都是致命的。
“后来我一度想要放弃，我找到了波兰斯基，因为他本人就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母亲也殁于奥斯维辛的毒气室。”
波兰斯基是一个波兰犹太裔的法国导演，他的作品以挖掘人性之恶、批判人性之罪而闻名。
路宽奇道：“你难道是想把电影交给他？”
“没错，我放弃了，我想让他替我拍，我甚至已经说服了环球的老板。”
结果不用问，波兰斯基肯定是拒绝了。
“波兰斯基对我说，这样一部电影不该带有太过激烈的私人情感，如果交给他来拍摄，这种强烈的仇恨会毁掉电影，变成一部毫无意义的血书。”
“1983年我37岁，比你现在还要大15岁，但一直到了十年后我47岁，才真正鼓起勇气拍出了《辛德勒的名单》。”
斯皮尔伯格真诚地劝告：“路，电影拍的是你们民族的血海深仇，你现在年龄太小，我建议你至少要40岁以后再拍！”
在场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包括路宽自己。
“多谢，斯皮尔伯格先生，你的建议我会慎重考虑。”
大导演又去找哈维聊了一会就离开，路老板也有些心神不宁地拍完了一天的戏份。
6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