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岭村人一年最害怕的两次算盘珠子的响声，第一次是秋后算账，第二次则是来年春季缴纳公粮。
而春季缴纳公粮则更让黄岭村人惊悸惶恐。
因为大锅饭时期，全村人集体劳动，生产力低下，粮食产量很低，每年秋季分的粮食本来就不多，根本不够全家人一年糊口，而且还都是连皮带壳的毛粮。然而就这点粮食里面一大部分是公粮。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多剩少才是自己的。”
而黄岭村每年征收公粮任务又并非按照实际产量来确定公粮的数量，而是每年由野草公社按照全公社各大队的土地的常量来评定，这就给了公社干部们自由发挥的空间。
那个时候公社既没有乡镇企业，更没有私营企业，没有商业往来，没有农贸市场。公社干部的任务就是盯着农民种地。
因而每年全公社的产量多少，直接体现着公社的年度业绩，更重要的是体现公社领导的能力和水平。
公社书记、主任要想升迁，就必须业绩好。各公社在竞争中，那个公社也不愿落在后面，因而常常是浮夸虚报产量。
而公粮计算的根据就是年度产量。公社一句话，一个决定，全公社各村各队都得无条件执行。
而各村干部接受任务后，回村按全村人头分摊下去强制征粮。
而村民们对这些当官的决策根本无从知晓。而且就是知晓了也无可奈何，谁敢说一个“不”字？
农民们被划分成为各种成分，成分不好的只有日日低头认罪，服服帖帖，不敢乱说乱动。而成分好的则要求他们带头服从领导，带头执行上面的指示，自然也不敢吭声。
上面的指示从来就是正确的，永远不存在错误。农民们根本没有话语权，如果有人敢说一句反对的话，下场就是逮捕法办。因而农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低着头默默承受。
大队部大喇叭一声吼叫，通知全村开始征收公粮了。
一家家、一户户在听到大队通知后，都在家里开始忙忙碌碌地做起准备缴纳公粮的活气来了。
有的人家玉米还在棒子上，还没有剥下颗粒来，就全家人开始围成一圈，突击剥玉米。
有的已经剥成颗粒的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