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极不高明，并十分拙劣，我们且预先在此指摘一番。
一，他著哲学史，从述学入手，而所谓述学，不外（一）搜集史料。（二）审定史料，（三）除去不可信的史料，（四）整理可信的史料。而他所谓史料又只限于两项；
“一，原料。……即是各哲学家的著作。
二，副料。……凡古人所作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学案书目都是哲学史的副料。”
要做一部中国哲学史，尤其是要做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史，单靠“各哲学家的著作”，和“古人所作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学案书目”，是绝对不够的。胡博士不独应当把人类学，人种学，经济史，文学和神话传说等等列入史料的范围，并且还当把考古学所得的材料，如已经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青铜器之类，一起作为重要的参考材料。否则不明我们先民自然史和文化史的情形，不懂他们经济结构和阶级形成的状况，必不起源，只好能探溯哲学的像他做哲学史一样，直从老子起首，对于以前的哲学思想一字不提！然就是这样，也不能做出一部正确的哲学史，因为哲学的背景完全没有表现出来。这种缺点都是搜集史料的范围过狭必然的结果。
讲到审定史料，他提出五项寻求证据的方法，即（一）史事，（二）文字，（三）文体，（四）思想，（五）旁证。所谓“旁证”仅限于“从别书里寻出的”证据，这自然是不够的。又整理史料，他也仅限于（一）校勘，（二）训古，（三）贯通三种方法，而于前两顶，目光始终不出书本子的范围，并且还是不出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戴震等人的书的范围。其实我们在上节所举的各种科学，尤其是已经出土的甲骨文，金文，都为审定史料和整理史料应有的参考资料。胡博士对于这一切不独没有门径，并且也绝不加以注意，所以他作哲学史失败的根源已经伏在他所谓“述学”中了。
二，他所揭橥的“述学”既如此狭隘浅薄，而所谓“明变”也恰恰如此。据他说：
“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例如孟子荀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荀子的学说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但是这个不同之中，却也有个相同的所在，又有个一线相承的所在。这种同异沿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