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1914年时哪有那种紧身的有带扣、口袋、钮扣和皮带的黑色制服呢？）。当然虚弱只是相对的概念，假如以这部长篇小说从中生长发育出来的自传性质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就会想起，只有用卡夫卡自己给自己提出的英雄道德观的、伟岸如纪念碑般的要求来衡量，才会把他的生活看成是虚弱的。但若这么看问题，还有什么不是虚弱的呢？这么一种感觉在极其感人的《诉讼》最后一段中被唤醒了。在这段文字里，“对最后的错误负有责任”这一点遭到了否认，k．猛然直起身子，想要召唤远处一个不认识的、不清楚的、朝这伸出了胳膊的人。”“那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援救者？是一个人吗？还是全体？还有救吗？是什么责备的话忘了说吗？当然有的。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但它却不与一个有活下去愿望的人唱对台戏。那个他从未照过面的法官在哪里？那个他从来不曾到达并与之相对的高高的法庭在哪里？”
又是那古老的约伯问题。
卡夫卡的基本特征：同情那艰难地从事着正确事业的人类。同情，半微笑、半垂泪的同情。不是“危机神学”的“绝罚”，这种神学对人们错过了什么知道得很清楚。
卡夫卡对自己的要求那是再严格不过了。他几乎从来不认为自己符合这些要求。相反，他不是那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批评家”。因为许多发生在周围的事情，许多他见过的相当普通的人，在他心目中与他水乳交融，息息相关，其效率和力量值得赞赏，为上帝所宽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像他这样火烧火燎般强烈地意识到“与上帝间的距离”。但卡夫卡出于谦卑，在对这段距离的认识上看到的不是美德，而是无把握，亦即虚弱。由于清楚地、不经任何礼仪或神秘的纱幕来看与上帝间的距离（即与真正的生活变化之完美性间的距离）对他来说是一切生活的先决条件，他对寻常人用p基克加德所说的“低贱的人”）的赞美和欣赏经常含有一种非常柔和的、无意的、戏谑的、但却感人的讥讽在内。出于他极深厚的善意，他假设性地给日常生活的胜利者们加上一个优点：他们像我一样知道深渊的存在，但他们仍然愉快地平衡着身体朝它上面走去。——他们真的知道吗？前半句中那开玩笑般的假设赋予他自己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