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知道，现在被晒得黑黝黑黝，
临近的日子将强压我们以同样的重量，
我们被压弯，无情地变成苍白。
卡夫卡试着下午睡觉，夜间写作。每一次这种尝试总能持续一段时间，然而却不能睡得充足（弗兰茨深受睡不安稳和对噪音特别敏感之苦），于是出现了精疲力竭的状态，迫使他不得不拿出他残存的一切力量来应付办公室内的工作。他有许多要求，包括有些物质也被他视为“卑鄙”（这是我从他那里听到过的最尖锐的表达反对意见的词），比如当时社会保险遭到颇有几分道理的攻击，而这种攻击遭到新闻宣传的围剿，卡夫卡对此便用上了“卑鄙”一词。故此他在日记中写道：“写出了一篇支持和反对本机构的诡辩文章”（这一种嘲讽，证明他其实并没有完全脱离新闻文体的写作）。
我作为邮局职员度过的那些年里，我下午和晚上常埋头写我的《图科’布拉厄》，这些年头在我的记忆中已是晦暗无光，我几乎记不起什么细节了。一切都被无形的力量填入了无意识的血盆大口。也许有朝一日还会有什么浮现。留在我脑子里的只有一种直接的感觉，即对工人阶级遭遇的几乎不可理解的苦难的感觉。这种苦难抓握着所有不得不从事自己毫无兴趣的工作的人。这种苦难经由泰勒制和“流水线”更是升入了离奇的境界。这怎么能够忍受呢？也许我们只是想入非非，以为人们忍受着这种难以设想的苦难；因为实际上它超越了人的反抗力，超越了人的自卑可能性（可惜这与前一因素在此是一回事）。我完全同意那种对社会问题的设想，那种对劳动收益的合理分配，然而我的阅历还指出另一个理于更深处的问题——劳动幸福的问题，对劳动、对自己的工作的快乐的问题。就此也许还可以再说一些。
相距许多年后，几年前我又来到了位于波利契旁的工人事故保险公司——弗兰茨·卡夫卡的工作地。我以前经常到这里找他，同他一起在荒凉的、响着回声的走廊里走来走去。这回我与一个负责官员、卡夫卡当年的同事谈了话。弗兰茨·卡夫卡（据这先生说）受到普遍的喜爱，他根本没有敌人。他对义务的忠实堪称楷模，他的工作得到高度评价。这位先生强调指出，弗兰茨·卡夫卡能够从与众截然不同的角度来处理问题（这位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