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膝盖上放着一台改装过的军用平板，屏幕调至最暗，手指在触控板上缓慢滑动，每隔几秒便抬头看一眼窗帘缝隙。
另一个站着，倚在门框边。是女人，年龄约莫四十岁，短发，黑框眼镜，衣着朴素如社区诊所的护士。但她的手一直插在薄外套口袋里，口袋轮廓有明显的硬物形状。
丹佐翻完最后一页笔记，轻轻合上。他没有抬头，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
“吴登伦那天的客人名单，确认了吗？”
倚门框的女人开口，语速平稳，无波无澜：“六个国大党执委，两个前议员，四个退役将领。其中一位退休中将的司机，是我们发展了三年的外围。他说，他老板回家后，在书房独坐到凌晨三点，让老婆热了三次晚饭。”
“说了什么？”
“什么都没说。只是反复看一份旧文件。”
“什么文件？”
“1990年大选后，军方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时发布的第1/90号戒严令。复印件。他收藏了三十三年。”
丹佐沉默了很久。
1990年。那是他第一次入狱的年份。那时他二十七岁，刚从曼德勒大学辍学，在贫民区夜校教孩子认字。戒严令发布当晚，军警冲进夜校，用枪托砸碎了他写的黑板，然后把他按倒在粉笔灰与碎木屑里。他记得脸颊贴着冰冷的水泥地，眼角渗出的血模糊了视线，视野里最后的画面是那块碎裂的黑板，上面还残留着他用粉笔写的字母：D-E-M-O-C-R-A-。
他没有写完那个词。
“第五特区那边，”丹佐将旧笔记放到一旁，拿过另一份更薄的打印文件，“你们怎么看？”
年轻人从平板上抬起视线。他的声音还带着三十岁人特有的清亮，但语气老成得过分：“我去过第五特区。去年，以民间环保组织的名义，参加他们一个社区饮水工程的落成仪式。”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措辞：“那里的气氛……和我们习惯的不一样。不是没有控制，是控制的方式不同。他们不靠恐惧维持秩序。或者说，不只靠恐惧。”
“那靠什么？”
年轻人想了一下：“靠一种……让人相信明天会比今天好一点的确定性。”
丹佐没有立刻评价。他重新翻开那份打印文件，是梁以开团队制作的《电亮人生》系列视频的缅文字幕整理稿。他逐页读着那些被采访者的原话，“以前天黑就害怕，现在亮堂堂的，心里踏实。”“孩子晚上能写作业了。”“这机器不能断电，多亏了电稳。”
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