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都，甚至不是来自他耗尽半生心血、屡仆屡起的国大党。
而是来自那座他曾以“特使”身份匆匆走过、满街尘土与柴油味、被他视为“杨龙势力范围”的边境城市。
书房的门被轻轻叩响。
“父亲，该用晚餐了。”是长子吴昂觉的声音，温和，恭敬，带着中年人特有的持重。
吴登伦没有应声。他望着窗外渐沉的暮色，缅桂树的枝叶在晚风中轻轻摇曳，花香比方才更浓了。
“觉，”他忽然开口，声音比平时苍老，“你还记得，你母亲去世前说过什么吗？”
门外的脚步声停住了。停顿了几秒，吴昂觉的声音再次响起，比刚才低了些：“记得。她说：这辈子见过两次选举。第一次相信会变好，第二次相信是最后一次。后来她就不信了。”
吴登伦没有说话。
良久，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纱窗。缅桂花的香气扑面而来，浓郁得近乎苦涩。
“告诉她，”他对着夜空说，声音很轻，“快了。”
仰光的夜，从不真正入睡。
即便在巴罕区这样的老牌富人区，凌晨两点的街道也并非完全寂静。偶尔有晚归的轿车缓缓驶过，车灯扫过那些深宅大院紧闭的铁门，在百年古树的虬枝间投下转瞬即逝的光斑。更远些的地方，隐约能听见环城路上夜班卡车低沉的引擎嗡鸣，那是港口与工业区之间永不停歇的物流血脉，也是这座城市赖以苟延残喘的经济氧气。
但此刻，在仰光河南岸达拉镇一栋不起眼的四层公寓楼里，另一种更深沉、更危险的寂静正在酝酿。
公寓顶层朝北的那间，窗帘紧闭，缝隙里透出极微弱的暖光。屋内没有开大灯，只有一盏老式台灯亮着，灯罩边缘有焦痕，是好几年前军警夜间突袭搜查时被烟头烫出的。坐在灯下的男人约莫六十岁，光头，清瘦，穿着普通的笼基和衬衫，若不是眼角那道从眉骨斜切至颧骨的旧疤，看上去就像任何一个在达拉镇开杂货铺的退休老人。
他叫丹佐，但这名字在军政府的档案里，另有写法。
此刻，他正用极缓慢的速度翻看手里一份手写笔记。笔记纸张发脆，边缘磨损，显然是经年累月反复翻阅的旧物。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写满了缅文，字迹工整到近乎刻板，那是年轻时在监狱里养成的习惯，没有桌子的年代，用膝盖垫着纸，一笔一划，不容丝毫潦草。
屋内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坐在地板上的年轻人，三十出头，留着不驯的长发，用皮筋随意扎在脑后。他背靠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