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登伦接到那条传话时，正独自坐在仰光旧宅二楼的书房里。
宅子在巴罕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建筑，柚木结构，经历过军政府国有化、归还、再装修的漫长轮回。吴登伦在第三次出狱后买回了它，没有大兴土木，只是换了电线，修了漏雨的屋顶，保留着那些褪色的墙纸和吱呀作响的地板。窗外的院子里，他亲手种的缅桂树已经长到二楼高，此时正值花期，浓郁的甜香穿过纱窗，混着傍晚的微风，弥漫在书房的每一个角落。
那条传话通过三层转递，最终抵达时已失去所有可追溯的痕迹，只剩下一张用缅文打印的小纸条，夹在一本佛学论著里。递书的人是吴登伦用了三十年的管家，什么都不知道，只说是“旧书店淘来的珍本”。
吴登伦展开纸条，看完，然后划燃一根火柴，将它烧成灰烬，拢入书桌上的青瓷香炉。
香炉里积着厚厚一层檀香灰。他拨弄着灰烬，确保每一个纸角都化为黑蝶般的薄屑，再无复原的可能。
“特区愿谈。”
四个字。没有前缀，没有落款，没有可验证身份的密押。传话的人显然知道，在这个七十三岁老人面前，任何加密技术都是多余的。他认得这笔迹。不是笔迹，是遣词的方式简洁，克制，没有多余的情绪，像手术刀划过纱布。
他第一次见到关翡，是六年前在瓦城。那时他应杨龙的邀请，以“民族和解特使”的身份走访第五特区。官方理由是考察边境民生，实际目的是为当时一度风声鹤唳的军政府与特区关系探路。关翡全程陪同，话很少，总是在记录的间隙抬头，目光越过笔记本的边缘，安静地看着与会者的脸。
那天晚宴后，吴登伦在酒店阳台抽烟，关翡走过来，递给他一杯温的柠檬水。他问关翡：特区最缺什么？关翡说：时间。
六年过去了。特区用这六年的时间做了什么？吴登伦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那份《寺庙新篇》的短视频截图，是他孙女在曼德勒读大学时发给他看的，附言只有四个字：“爷爷，这个。”
他没有回复孙女。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一个他曾经视为“棘手边患”的地方，正在用他年轻时梦寐以求却始终未能实现的方式，为寺庙接通电灯，为老和尚配置血压计，为山里的孩子建夜间能读书的教室。
此刻，那些画面和这纸条上的四个字重叠在一起，让他忽然意识到一个荒诞的事实：
他等了七十三年的“快了”，可能不是来自仰光，不是来自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