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和睦”新村的“劳工夜校”试点，在一阵不算热闹但颇显郑重的气氛中开了班。夜校设在村里闲置的旧粮仓里，简单清扫后，摆上了几十张从学校淘汰下来的旧课桌椅。黑板是新的，粉笔管够。老师是王猛从特区管委会文员里找来的两个年轻骠族姑娘，一个教基础缅文和算术，一个教简单的中文日常用语。自愿报名，免费参加，每晚两小时。
开班那天晚上，关翡让李刚开车，远远地停在村口。透过车窗，他看到粮仓里透出昏黄的灯光，人影幢幢。来了大约二三十人，多是年轻的工人，也有几个年纪稍大的，好奇地坐在后排。讲课的声音透过雨夜隐约传来，女老师的声音清脆，带着一点紧张，下面偶尔传来笨拙的跟读声和低低的笑声。没有掌声雷动，没有激动人心的演讲，就像这雨季里一场普通的夜雨，悄然而至。
坎拉也来了，不是来上课，而是背着手，在夜校门口转悠了两圈，跟维持秩序的新村村长老支书聊了几句，脸上带着一种“这是我片区好事”的矜持。老支书是个干瘦的老头，戴着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他告诉坎拉，夜校的管理按特区规矩来，但村里出人负责打扫和安全，坎拉若想“关心”，可以偶尔来看看，提提意见。话里话外，既给了坎拉面子，也守住了特区定的框架。坎拉点点头，没多说什么，看了看里面坐着的人，背着手走了。
关翡在车里默默看了一会儿，直到夜校的第一堂课在略显生疏的告别声中结束，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来，议论着刚才学的几个词，身影融入昏暗的村路。他才让李刚开车离开。
又过了几日，关于“纠纷调解指引”的闭门讨论会，在特区管委会一间小会议室里吵吵嚷嚷地开了一整天。与会的除了那三位起草者，还有各片区头人推荐来的十来个“明白人”——有寨子里的老人，有小有声望的商人，也有读过几年书的年轻人。这些人聚在一起，背景不同，利益关切各异，看着那份粗糙的指引初稿，立刻就炸了锅。
有人认为赔偿金额就应该设上限，不然“穷人讹富人没个边”；有人坚决反对，说“人命关天，伤情不同，岂能一刀切”；有人觉得调解应该完全免费，有人提议可以象征性收点“辛苦费”；对于“证据”的理解更是五花八门，有人坚持口说无凭必须立字据，有人则认为“寨老作证、神明共鉴”就是最硬的证据……
主持会议的是民政那位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