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即便是在眼下所谓“蒋主军、汪主政”的政局分划中，他也必须要分出更多的精力专注于政治，身在南昌行营，眼睛却盯着南京国民政府，时时担心着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会不会再给他整出什么幺蛾子来！
于是，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仅仅四个月之后，蒋介石就发现似乎快要轮到自己被清洗了——在上海滩大亨们的串联和资助之下，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等诸多党内实力派联手向他发难。声称当前分裂的国民党南京、武汉两派如果要统一。首要前提就是蒋介石下野！就连他最信任的部下何应钦，也选择了倒戈相向，而那些黄埔系学生们所谓的忠诚，在上海滩大亨的银弹攻势下更是不堪一击。
从此，省公立图书馆成了“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馆员们不得不将馆内藏书运到别处堆放，腾出洋楼给蒋介石使用。之后。蒋介石还在楼顶架设了省内第一座广播电台——南昌行营广播电台。
然后，在内忧与外患之间，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在他的心目中，无论日军再怎么强大，英美列强也不可能让日本独霸中国，最多就是丢失几个省份而已，他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所以，外患不过是疥癣之疾。
——1934年10月上旬，共产党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八万六千余人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在之前的整整一年反围剿战斗中，中央红军节节失利，损失惨重。地盘越打越小。截止到9月下旬。中央红军的控制区已经仅存瑞金、会昌、长汀等几个县。而国民党军队又即将要发动最后的总攻击。
除此之外，如今同样让蒋某人感到十分闹心的，还有上海滩的那一干进步文人。
因为前线战况节节胜利的缘故，这一次会议的进展极为顺利，在一番歌功颂德和彼此表决心之后，到了傍晚，会议便结束了，各部将领随即各自返回前线，准备部署最后的总攻击。而日理万机的蒋委员长，却暂时还无法放松下来——当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之后。他又不得不考虑各种千头万绪的政治问题。
说穿了，蒋介石之所以会落到这等尴尬的境地，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被“中华第一人”这个金字招牌给迷花了眼，没有吸取昔日冯国璋大总统“进京坐火坑”的教训，更没有发现在自身根基没有夯实的情况下，就贸然谋求中央政府的大义名分，其实只会把自己推进火坑——如果他此时的身份并非全国领袖，而是孙传芳那样的“东南五省联帅”，操作空间就能灵活得多了，又哪里需要承担对日妥协投降的罪责？
1934年10月，江西南部，瑞金县，叶坪乡。
不久之后，随着战局的进一步恶化，方志敏也不得不率领红十军团实施战略转移，离开根据地继续北上皖南，企图骚扰蒋介石的江浙腹地。只留下一个红三十师及各县游击队，在根据地坚持斗争。
——当然，这只是本时空原有的历史轨迹……而如今却有一群彪悍的穿越者乱入其中，即将兴风作浪。
此时此刻，南昌行营广播电台之中，一个软绵绵的女声正在诵读出连番的捷报：“……各位听众……据中央通讯社消息。即日前我军收复广昌之后，今日我英勇战士……兵锋直指瑞金……大胜赤匪彭德怀部，击毙赤匪……”而南昌行营的会议室内，则是一派将星云集的景象——数十名“党国重将”刚刚从“剿匪”前线赶来赴会，因为好不容易有了几个胜仗作为底气，一个个都是眉飞色舞、兴致盎然的得意模样。
上述这些富有政治意义的建筑，让原本掩映在莽莽丛林之中的叶坪村，隐约有了作为一国之都的气势。
很显然，“被共党”这一招数，蒋介石和他的部下们实在是玩得很上瘾。以至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刚过一个月，工人纠察队的血迹未干，就在上海滩搞出了这么多“红色资本家”来！
第一批军事工业，第一座现代化银行，第一座造币厂，第一座印刷厂，第一所邮局，最早的土地改革。最早的红色货币，最早的一批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信用合作社……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距离红旗的下一次插上瑞金城头，还要再熬过十五年的漫长岁月……
幸好，眼下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只要消灭了赤匪，后方的那些“小人”自然也不足为虑。
为了支援势单力孤的方志敏同志，在此之前的1934年7月，党中央就派遣红七军从中央苏区出发北上。并且于10月在德兴县重溪乡与红十军会师，共同组成红十军团，由方志敏率领着他们坚持战斗。
——世人皆知，蒋氏起家于黄埔军校，但严格来说，十年之前的蒋中正，可是在上海玩金融欠了一屁股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