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无疑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时代。
几个小时之后，等到金奇娜结束了跟编辑的交流，从编辑部取走最新一批读者来信，再一次穿越闸北华界、虹口日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回到位于上海南市华界的新家附近之际，已经到了黄昏时分，天空中也又一次下起了蒙蒙细雨。一缕缕冰凉的雨丝无声无息地落下，给这片宁静的街巷平添了些许冷寂。
我们中国人从来都不是什么懦弱和卑贱的劣等民族！我们也有自己的传奇勇士和冒险英雄！
在真正穿越到民国时代之前，看着民国言情剧长大的金奇娜，曾经对这个时代的独特风韵甚是着迷。
但反过来想想，像自己这样从东北千里迢迢地跑到上海的“逃兵”，又有什么资格来指责国人的麻木与混沌呢？如果自己真的是一名“知不可为而为之，九死而犹未悔”的逆天勇士，此时就应该举着东北抗联的战旗，在林海雪原之中追随着杨靖宇、邓铁梅的脚步，跟日本关东军在那片黑土地上厮杀到死吧！
——在当时坐在电脑前，手捧一杯热咖啡的网络女作家眼中，民国时代固然是混天黑地的，但又是丰富精彩的；是光怪陆离的，又是生机萌发的；是草莽枭雄遍地横行的，又是人才辈出志士如云的；是贫乏黯淡众生如蚁的，又是奢盛香艳繁华如梦的。那里有惊天动地的历史剧变，有荡气回肠的英雄勋业，有骇人听闻的野史异事，有蝇营狗苟的市井世态，有留连幽婉的清丽之音，有悲欢交织的民生画卷……
——这就是共产国际驱魔纵队中国分部的第一任总政委，王秋等人所属的中国异能组织的最早鼻祖和缔造者，党龄比共产党本身岁数还要高的“红色牧师”胡德兴同志！
在陌生的时空，陌生的国家。甚至是不同的身体里，金奇娜忽然想起了自己前世听过的这样一句话来。
然而，蒋介石虽然把话说得挺漂亮。就如同他的“日记救国”一样冠冕堂皇，但轮到他真正做事的时候。似乎也没比他痛责的那帮昏官庸吏高明多少——就在他此时亲临督战的江西“剿匪”前线，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不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还“就地取材”，把战区附近的青年妇女掠为营妓，逼迫她们用肉身“劳军”；某些兵痞甚至还经常闯进普通人家，当着男主人的面奸污家中妇女，对敢于反抗的人，则一律枪杀……
他说出这话的时候，中国已丢了东北三省，日军正站在山海关上眺望中原，而国人依然麻木不仁。
总的来说，这位被遗忘的唐朝外交官，足以与那个喊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使陈汤相媲美。
而杨文理教授在表情剧烈变幻、反复挣扎了片刻之后，最终还是颓然地叹了口气，拍了拍王秋的肩膀，然后从怀里摸出另一块同样装饰着镰刀锤子和五角星的银质徽章，接下了胡德兴总政委的话头，“……我将不信教、不妄想、不迷茫，我将戳破一切剥削者的虚伪面具，尽忠职守，至死方休！我是文明和科学的播种机，我是民主与进步的宣讲员。我是驱逐迷信的火炬，我是铲除愚昧的镰刀，我是砸碎枷锁的铁锤，我是全人类的守护者！我将生命与荣耀献给最伟大的科学共产主义信仰，今日如此，日日皆然！”
——公元647年，王玄策奉唐太宗之命出使天竺。不料此时统治天竺众多诸侯小国的戒日王病逝，阿祖那趁乱篡位。接着。阿祖那听说大唐使节来到，竟派出千余兵将伏击唐使，将王玄策一行全部投入牢狱。
——蒋介石对中国人有过这样一段还算精辟的评价：“……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则淫邪险恶，而又愚昧无知；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而穷人则体弱污秽。潦倒于黑暗之中。所有这些导致政府的权威和纪律扫地以尽、荡然无存，终于引起社会动乱，使我们在天灾和外敌入侵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文艺青年，不是一个骁勇的铁血战士，抗不动枪，杀不了人，甚至比不上“左翼作家联盟”那些“用笔来战斗”的勇敢前辈们，没有正面痛斥反动派当局的勇气——她还有孩子要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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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便脸色一肃，摸出一枚装饰着镰刀锤子和五角星的纯金徽章，一字一顿地念诵起了誓言：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而不是教科书上的几行铅字和几幅旧照片。能预知未来并不等于能改变未来。
遗憾的是，在这个时代的上海滩十里洋场，她只看到了太多太多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懦夫和变态。而那些敢于爆发的热血青年，似乎已经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销声匿迹了。至于大多数的寻常中国人，就如同鲁迅评价的那样“被关在密不透风的黑暗铁屋子”里面，混混沌沌地等待着灾难和毁灭的降临。
于是，金奇娜在午睡过之后，就拿上刚刚完成了开头和大纲的《天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