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无敌

和欧洲基督教那样，形成一个合力跟王权开战。法老则可以从中挑拨离间，随时捧起一个神庙打压另一个神庙，同时让王室成员担任大祭司，以此来防止祭司集团膨胀失控。例如大名鼎鼎的图坦卡蒙法老就曾经干过一阵子的大祭司，等到前任法老埃赫那顿去世后才接任法老的职位。

    埃及人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有着现实的考虑——首先，古代埃及农业的特，就是依靠尼罗河的泛滥，在泛滥后要加高堤坝，蓄洪，然后泄洪，保持蓄水池的水位……这些工程的组织工作非常复杂，需要有严密的组织和领导。小户人家自己实在是干不了。其次，尼罗河每年都会泛滥、沿河耕地每年都要被洪水淹没一遍，等到洪水退却之后。地标田埂什么的早就被冲没了。如果搞土地私有的话，光是如何确认地界就得年年打官司，或者年年玩群殴。更别提尼罗河每年的水位高度都不一样，今年还能种的上好水田，明年说不定就被淹没到水底了，接着在后年又露了出来……像这样随时在变化的耕地，又该怎么搞私有制呢？

    所以，在经过一番推敲之后，克里奥佩特拉女王想出了一条釜底抽薪之策。

    不过，古埃及祭司可没有现代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理想，而是很喜欢打着神的名义享受信徒的供奉。同时巧妙低使用宗教来麻醉埃及人的抵抗情绪，把残酷僵化的种姓奴役制度长期保持下去——对古埃及人来说，死亡只是生命的中断，而不是结束。人在死后并不就此消失。会进入另一个比今生更为美好的永恒世界。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转世，在今生忍受的一切苦难都是值得的……

    幸好，由于上埃及的起义军依然分成十几股势力，一盘散沙、互不统属，所以他们在名义上还是对托勒密王朝保持称臣，但实际上嘛……大致可以参考晚唐藩镇跟长安朝廷，或者战国大名跟室町幕府的关系。

    而托勒密王朝采取的办法一方面就是掺沙子，竭力从世界各地迁移其它民族定居埃及。改变埃及的人口结构。两百多年下来，至少下埃及地区的民族成分已经被搞成了一块调色盘，从犹太人到高加索人。差不多什么民族的人都有，而这些外国移民都是不信埃及神明的；另一方面则是千方百计地剥夺神庙的土地，尽可能地收归国有——托勒密家族不信埃及诸神，所以对于祭司的愤怒诅咒完全没有压力——同时拨出部分款子修建豪华神庙。作为对僧侣祭司的安抚。

    在这个体系中，神庙相当于中国计划经济年代的国企和人民公社，祭司相当于“体制内”的官僚集团，贵族相当于军队的各级将校，法老的职务近似于“军委主席兼国家主席（前者才是本职）”，有时候还能拥有大法官的权力。而普通的劳动者，则是人民公社里的农民和国企的工人，而且世代不能改变职业，不能自由迁徙，只能父死子继地在同一块地方从事同一种职业，类似于俄国的农奴制度或印度的种姓制度。

    “……这么看来。从微观上看，埃及的社会结构有些类似于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但更像是解放前的农奴制旧西藏。从宏观上讲，则类似于藩镇割据的中国晚唐……呃，考虑到托勒密王朝是外来异族殖民政权，似乎更像是土邦林立、种姓制度千年不变的英属印度殖民地？”

    在埃及内战之前，托勒密王朝在上埃及还保持着一些要塞和据，依靠尼罗河进行联系，大致能够对据周边的部分地区，保持着日本占领军对华北沦陷区的统治力度——也就是定期的扫荡和反扫荡，外加进村抢粮食和挨伏击什么的。但此时除了以希腊移民为主体的法尤姆地区，整个上埃及已经丢失殆尽了。

    因此。严格来说，近现代世界上最接近于古埃及的社会，实际上还不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而是应该要数解放前的旧西藏。埃及宗教是古埃及传统文化的主体。正如喇嘛教是西藏传统文化的主体一样。西藏的喇嘛活佛农奴主们具体代表了什么样的高尚品德，古埃及祭司就是什么样的道德楷模。藏传佛教是怎么阻碍西藏社会进步的，埃及祭司集团在历史上就怎么把古埃及文明带进深渊里。

    仔细阅读了杨教授写的《下埃及社会状况调查报告》，又结合在孟菲斯城神庙里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王秋一边伸手敲击着桌面铺开的一张古埃及地区，一边不由得如此嘀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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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埃及时代，整个埃及的领土大致划分为四十多个“诺姆”，中文一般翻译成“州”。但是请千万不要把埃及的“州”跟美国的州联系起来，因为在扣掉沙漠无人区之后，整个埃及的可居住面积也只有三万到四万平方公里，比台湾岛大不了多少，所以每个“州”也就是几百平方公里的地盘，顶多抵得上一个县。

    因此，克里奥佩特拉女王决定废弃孟菲斯城这座城市和里面的神庙，任其风化颓败，同时在北方的首都亚历山大港附近兴建新的神殿，同时热诚邀请孟菲斯城的祭司们离开老家，前去新的神殿加盟……

    “……关于这个问题，本小姐经过这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总算是有了全盘的打算——说来说去不就是削藩嘛！只要把当年德川幕府对付战国大名的办法拿出来，就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