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运用两面手段坐收渔利，他一面授意新军南下平叛不要急于扑灭革命之火，一面向清廷施压，大权独揽，逼迫皇宫增加平叛的军费。袁世凯缓慢推进大军，时打时谈，不着急迅速镇压革命，革命党人的新军战斗力不如北洋新军，逐渐支撑不住，袁世凯派人与南方革命军开始谈判；太后不得不拿出财宝交给袁世凯做军费，国库里搬出六、七百箱金银财宝，都是过去慈禧太后积攒下的各地督抚的孝敬。当时清朝的规矩，外地的封疆大吏每年冬夏各进京一次，向太后进献“炭敬”和“冰敬”，这些人的出手很大，因此慈禧积累了一大笔“私房钱”，这些钱当年袁世凯进京做军机时是了解的，因此他算准了清廷还有一大笔钱可以拿出来，其余大臣则对他这种欺诈孤儿寡母的行为很不耻。
南北会谈在上海举行，袁世凯派唐绍仪赴上海与南方革命党谈判，南方则推伍廷芳为代表。
且先说唐绍仪，他的从政之路的跌宕起伏都随着一个人的命运而浮沉，这个人就是他在朝鲜做税务官时就结交的驻朝鲜办税大臣袁世凯，当时他们两人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在朝鲜相识相知，结下深厚的友情。
唐绍仪是被容闳带去美国的第三批留□□童，他去美国是受他叔叔的影响。他的叔叔唐廷枢是一个大买办，负责开平煤矿，袁世凯在朝鲜练兵的军费就来自于开平煤矿，因此唐绍仪和他早就认识，在朝鲜唐绍仪的外交才能很受袁世凯赏识，把他当做自己的左右手。袁世凯去朝鲜时才二十来岁，却把那些个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一个个打败。袁世凯的成功也很大程度上得到唐绍仪的助力，因此当袁世凯从朝鲜回到清廷，开始混得风生水起时，唐绍仪也得到提拔和重用。
袁世凯在义和团之乱以后，接替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毓贤出任山东巡抚，后来在天津任北洋大臣，等于接了李鸿章的班，他深知没有一批熟悉洋务的人才是不行的，因此调回唐绍仪辅助自己搞外交、物色人才，唐绍仪就等于北洋的外交负责人，他作为留□□童，自然而然地向袁世凯推荐了许多留美同学，如后来的天津大学校长蔡绍基、天津警察局长曹嘉祥、袁世凯的翻译蔡廷干等人，所以天津的洋务一直搞得有声有色。
袁世凯被摄政王开缺以后，唐绍仪也退到天津，静观局势，后来袁世凯东坡还朝，唐绍仪又接替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大臣。
南北会谈唐绍仪自然是北方代表的不二人选，袁世凯不是很放心他，又不能不派他去。一来唐绍仪的留美背景使他自然而然地心向共和，二来唐绍仪和孙中山同为广东老乡，和南方革命党中不少粤籍人员都有交往，他在谈判中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动摇。
伍廷芳是清末外交重臣，他眼见清廷败坏，下决心分道扬镳，遂南下到沪上，被南方推和谈的代表。
谈判中，唐绍仪提出行立宪制，保留皇室。
伍廷芳说：“自己以前也认为该行立宪制，但是国家如今搞成这么败坏的模样，清廷应该要负责任，即使一间银行信誉败坏了，经理也要引咎辞职，更不要说是一国之君了。”
有人回去奏报袁世凯，说：“这哪里是去谈判，简直就是去馈献江山。”袁世凯不承认唐绍仪签订的条约，认为他是越权行事并将他解职。
伍廷芳坚持条约有效，说：“谈判前我们互验文凭，唐绍仪是全权代表，既是全权代表，就有权订立条约。”
袁世凯也不敢完全推翻他们的条约，但他坚持要优待清室，一番讨价还价后，南方同意优待清室条件，孙中山此时已先组成临时政府，当选大总统，承诺如清帝退位，则让位于袁世凯。
袁世凯开始想法子逼宫，但是到底深受皇恩多年，不好做得太难看，于是做了一番苦情戏，半真半假地哄骗深宫里的太后同意退位。
他往太后宝座前一跪，说：“臣无能啊，不能挽救江山社稷，孙中山的革命党太厉害了，枪炮武器先进，他携带海外巨款回国，饷银充足，革命党人战斗力很强，我们现在粮饷皆缺，哪里是对手？”
革命党人其实更缺钱，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回国，记者问他带回多少钱？他回答道：“孙中山一文不名，只带回一腔革命精神。”他担任临时大总统以后，有人来要求下拨军费，他大笔一挥，20万，去库里支取。打开银库一看，只有9个钢镚。外间的人都知道孙中山没有钱，只有太后蒙在鼓里。
可怜的太后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拿出来了，现在听到这话，眼泪就出来了，自己战战兢兢，好不容易媳妇熬成婆，却接下这么个烂摊子，不但无钱，还要丢命，该怎么办？
她只有垂泪，完了问袁世凯：“现在怎么办？如何收场？”
袁世凯再劝慰，说：“太后莫慌，唐丞去谈判已经定下了优待清室条件，退位后每年有400万优待费，保证太后皇上后半生无忧，将来民国政府待先朝皇帝如异国之君，仍有皇宫可住，皇号可保，紫禁城内，关起门来，仍是一朝天子。三千年来的亡国之君，有这样的光荣收场，古史所未有也。”
皇太后不言语，只有哭，袁世凯也陪着哭。袁世凯的欺骗手段和心理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