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道旨意。”李世民语速平稳，条理清晰，“发给洛阳太子高明。明发天下，不加密。”
“太子高明，奉旨赈灾，勤勉王事，查明长乐王李幼良等贪腐害民之罪，其心可嘉，其行可勉。然，处置宗室及朝廷命官，未依国法，未循程序，擅自行刑，此乃大过！念其初犯，且事出有因，着即申饬，罚俸一年，将其此次过失，详载东宫记注，深刻反省！洛阳赈灾及善后事宜，交由吴王恪全权负责，太子即可返回长安，禁足于东宫，没有朕的旨意，不得外出，望其谨记教训，日后行事，当以朝廷法度为先，以宽仁之道为本，不得再行此等骇俗越权之举！钦此。”
李世民这道旨意，可谓煞费苦心。
它首先肯定了李承乾的功劳和初心“其心可嘉，其行可勉”，这是稳住太子和其支持者的基本盘。
然后明确指出其“大过”在于程序错误“未依国法，未循程序”。
惩罚措施（申饬、罚俸、记过、禁足）相对来说，重在警示。
然而将赈灾重任交给吴王李恪，则是给了宗室一个交代。
最后那句“以宽仁之道为本”，更是对于李承乾这个太子意味深长的提醒。
“第二道旨意。”李世民继续道，“发给中书门下省，明发邸报，传谕朝野及宗室。”
“长乐王李幼良，受国厚恩，位列藩王，不思报效，反趁天灾，侵吞国帑，强占民田，逼死人命，玷辱良家……其罪孽之深重，实乃人神共愤，天地不容！朕览太子奏报，心痛殊甚！此等国之蠹虫，民之恶虎，虽万死亦难赎其罪！太子高明，于危急之时，为民除害，虽手段操切，然其情可悯。然，国法森严，不容私刑，朕已对太子越权之举予以申饬惩处。着宗正寺即日削除李幼良宗籍，其家产充公，用于赈济洛阳灾民，赔偿受害者。其罪状，着刑部、大理寺核准后，明颁天下，以为后世之戒！望百官万民，引以为戒，恪尽职守，体恤民艰！钦此。”
这道旨意，是面向天下百姓的的宣告。
它用大量篇幅和严厉措辞，将李幼良的罪行钉死在耻辱柱上“人神共愤，天地不容”、“国之蠹虫，民之恶虎”，占据了道德和法理的绝对制高点。
这就在舆论上，为太子李承乾的行为提供了最强的正当性辩护。
然后，才轻描淡写地提及对太子的“申饬惩处”，重点落在对李幼良的最终处理削籍、抄家和警示后世上。
这实际上是将公众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