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弘本就没少时的记忆，看杨恽满脸的不耐烦，大概也忘了。
“吾等还没将汝二人分来，任益州和家父，便在厅堂里吵了起来，最后闹得不欢而散。之后任益州又给父亲来过信，而父亲却一直踌躇不知如何下笔，故未能回复，直到任益州卷入巫蛊事下狱……”
客气寒暄之后，杨夫人也不啰嗦，直奔主题。
“特地让西安侯来，一是想看看任氏的后人。二是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恽儿，端上来吧。”
杨恽捧来了一个漆木匣子，打开之后，里面摞着好几张帛，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这便是父亲总算写出来，却终究未能交到任益州手中的那封信。”
任弘恭恭敬敬接过来，一看第一张上写着：“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果然，任弘没猜错，司马英要给自己的，正是《报任安书》！
……
这是一封很长很长的信，足足有两千余字，写满了十多张帛，字迹一开始是冷静规整的，可越是往后，就越是奔放洒脱，那笔下挥洒出来的似乎不是墨汁，而是书写者的悲愤！
任弘在里面看到了那句流传千古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也看到了他前世在语文课上被老师点名起来背诵过的大长段：“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说是给任安的回信，可在任弘前后两世的经验读来，这其实是太史公写给自己的。
满篇皆是他砥砺前行的心路历程。
上面有他在天汉年时为李陵辩护进，却被汉武帝认为是在诽谤小舅子李广利无功而有过，因而引火烧身的前因后果。
还有司马迁被定罪下蚕室时的两难。
据司马英说，司马氏并不富裕，太史公更不是肥差。继承了其父司马谈撰写史书的遗志后，虽然可以阅览石渠阁的藏书，但司马迁为了搜集一些未能收录的著述，常常不惜重金求书。
甚至为了购得一份孤本的纵横家书一观，到了卖田的程度。
所以五十万赎罪钱，他是绝对出不起的，女婿和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