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家的重任，民用工厂将生产粮食加工设备与基础建材，军用工厂则优先制造步枪弹药与装甲车部件。
两辆基地车分配给维拉迪摩将军，一辆北上北方邦，沿恒河平原部署，修复被战火摧毁的灌溉渠并建立重工业基地；另一辆东进东北部，深入阿萨姆邦，建设轻工业与电子工厂，支援当地清剿叛乱与经济发展。
最后一辆南下喀拉拉邦，交由鲍里斯与莫拉莱斯指挥，重点打造化工工厂与港口设施，巩固南部战略防线。
全国范围内，数十万印度军队俘虏被编入生产建设兵团，汗流浃背地投入重建工作。他们挥舞铁镐，铺设碎石路基，修复被炸断的铁路桥；推着独轮车，运送水泥与钢筋，重建倒塌的学校与医院。
田团长嗓子喊得沙哑，额头晒得黝黑，脚上的军靴沾满黄泥，每天奔波于工地之间，检查进度，吼着指挥挖掘机与起重机的操作。
南方司令部的俘虏士兵则获准分批遣散，每人领到500卢比的路费，塞进破旧的帆布包，登上嘎吱作响的绿皮火车，车窗外是荒凉的田野与断壁残垣。
他们或沉默不语，或低声咒骂，眼神中夹杂着疲惫与对未来的茫然。新鲜血液不断补充兵团，年轻力壮的俘虏顶替了那些被繁重劳动摧垮的老弱者。
被淘汰的俘虏得到一小笔遣散费，颤巍巍地离开工地，只留下经验丰富的工头与自愿留下的熟练工人，他们的脸上多了几分对新生活的期盼。
库马尔却眉头紧锁，面对一个更棘手的难题——第二批填线师的遗留问题。
这支由黑帮分子、毒贩与监狱人渣组成的炮灰部队，战时以血肉铺就胜利，战后却如一颗定时炸弹。
放回社会，恐重操旧业，祸乱地方；留在军中，桀骜不驯，难驯服；直接清除，又违背他心中的底线。
他站在总理府的阳台上，俯瞰新德里街头，寒风吹过，军装猎猎作响。沉思良久，他招来副官，副官身着笔挺的灰色制服，夹着笔记本，恭敬立于桌前。
“第二批填线师不能留隐患，但也不能一杀了之。”
库马尔声音低沉，指尖敲击桌面，节奏缓慢而沉重，“我要给他们一条生路，但必须严加管束，彻底改造。”
他详细布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