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政府也出了一部分医药费，但孩子却倔的很，说找不到那个坏人就不上学了。我们一家只好陪着她去市里、省里上访，并给省里所有领导写信，可是仍没有结果。有一次，我厚着脸皮去县信访局，有一个工作人员不耐烦地对我说：‘你们这样闹，写一些无用的材料，最后省里的领导还不是批转到我们手里，最后，这事还不是由我们来处理。’他还随手拿起一沓我们写的上访材料，在我面前晃了晃大声说：‘看看，这是不是你们写的，这些东西不是都从上面转到我这儿了吗？这事你们不要闹了，闹、上访都没有用。最后，还不是县里来处理，这不就是一个交通事故吗？你们有多冤，比你们冤的事多了去。’我们就是在这样被人误解、谩骂中走过来的，被骂多了，我们越发变得无能为力。后来，我们抱着让天下人都知道孩子没有胸的风险，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们把这事向省里的一些媒体说了，可在那段日子里，我们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我们被乡上的人跟踪、监视，被人恐吓。省里虽来了一些记者，可他们大多去了一趟县里，就回去了，真正与我们接触的记者没有几个，少有的几家报道的，也是与事实不相符。我们也去起诉过交警和县政府，但法院说被告主体不成立，不可以立案。上访的路真的很艰辛，直到现在，我们也没跟孩子说这些。” 陈友国痛苦的，有点后怕的摇了摇头。
“但我家娇娇是知道我们这些苦的。”蒋珊珊插话道。
“我们把我们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但还是没有结果，没有找到那个肇事驾驶员。孩子不上学，我们拿她没办法，只有隔三差五的还去县政府，到了后来，县政府的大门都不让我们进，说我们是刁民，说我们纯粹是无理取闹。最后，我们只有自己去找那个坏人，我和她妈妈带着孩子在县政府大门口站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孩子说，只要看见那个坏人，她就能认出，我们想那辆车进了县政府，那个人可能是在县政府上班，只要他出现了，那孩子就会认出他来。我们就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地站在门口。我们不敢把车拦下来，只能隔着玻璃窗看。那些日子我们不被人理解，遭人白眼，有的只是骂声。他们有时还会派人来赶我们，但我们说，就是被冻死、饿死在县政府大门口，也要找到那个人。”
“孩子她妈身体不好，有时说话会颠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