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四十分，闹钟还没响，林晚的眼睛已经睁开了。
她轻手轻脚地下床，像做贼一样溜进卫生间。镜子里的人眼底泛着青黑，嘴角无意识地向下撇着。她用力揉了揉脸，挤出一个微笑——这是今天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为自己做的表情。
六点整，厨房里飘出小米粥的香气。煎蛋在锅里滋滋作响，她同时盯着面包机里的全麦面包，手里还在切水果。这样的多线操作，她已经熟练得像工厂流水线上的机械臂。
“妈妈——”七岁的女儿揉着眼睛出现在厨房门口，“我的校服蝴蝶结找不到了。”
林晚关火，擦手，快步走进儿童房。在女儿乱成灾区的衣柜里精准地摸出那枚遗失的蝴蝶结发卡。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十秒。
七点十分，丈夫周明达打着哈欠出现在餐桌前。他自然地接过林晚递来的咖啡，眼睛盯着手机上的财经新闻。
“今天能接一下朵朵吗？”林晚一边给女儿梳头一边问，“我可能要加班。”
周明达头也不抬：“今天不行，有个重要客户。你叫个车吧。”
林晚不再说话。这样的对话上周发生过三次，上个月十五次。她熟练地把午餐盒装进女儿书包，同时提醒丈夫：“物业费今天截止，你记得交。”
七点五十分，送完孩子的林晚小跑着冲进地铁站。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急促而疲惫。她要在八点半前赶到公司，参加一个绝不能迟到的项目会议。
“晚姐，你的咖啡。”助理小杨递过来一杯美式，“脸色不太好，昨晚没睡好？”
林晚接过咖啡苦笑。何止是没睡好，朵朵昨晚发烧，她几乎一夜没合眼。而身边的周明达鼾声如雷，叫都叫不醒。
上午十点，正在做PPT的林晚接到学校老师电话：“朵朵妈妈，孩子说头晕，量了体温37.8度，您能来接一下吗？”
她握着手机，看着会议室里等着她讲解方案的团队，轻声说：“我马上安排。”
第一个电话打给周明达，无人接听。第二个电话打给母亲，母亲说正在医院做理疗。第三个电话，她打给了滴滴。
十一点，她把女儿接回家安顿好，又匆匆返回公司。耽误的工作要用午休时间补回来，她啃着三明治修改方案时，胃部隐隐作痛。
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三年。从朵朵上幼儿园开始，她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下班路上，林晚在小区门口的菜市场买了菜。周明达发来微信：“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