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

挽救怀疑哲学的消极态度，一方面竟是攻击当时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因为他把“充虚之相施易”，“坚白异同之分隔”，看做“无益于理”。“这种主义到韩非时，更激烈了，更偏狭了。”他简直“把‘功用’两字解作富国强兵，立刻见效的功用。因此，一切‘坚白无厚之辞’，同一切‘上智之论，微妙之言，’都是没有的用。……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哲学界有了它，“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正用不着焚书坑儒的摧残手段了。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便是荀子韩非一派的狭义的功用主义。”

    （三）专制的一尊主义。怀疑派的人持一种智识上的悲观主义，以为“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庄子·秋水篇》）荀子欲救其弊，乃说：“‘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这九个字便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学问无止境，如今说学问的目的在于寻一个止境：从此以后，还有学术思想发展的希望吗？荀子接着说：‘恶乎止之？曰，至诸至足。曷为至足？曰，圣王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这便是我所说的‘专制的一尊主义’。在荀子的心里，这不过是挽救怀疑态度的一个方法，不料这种主张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荀子的正名主义全是这种专制手段。后来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和他的‘私淑弟子’董仲舒都是实行这种师训的人。《韩非子·问辩篇》说：‘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这就是李斯后来所实行‘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哲学的发达全靠‘异端’群起，百川竞流。一到了‘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时候，一家专制，罢黜百家；名为‘尊’这一家，其实这一家少了四围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锈了，不久就要钝了。故我说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三个真原因就是荀子，韩非，李斯一系的专制的一尊主义。”

    （四）方士派的迷信。中国古代通行的宗教迷信至春秋战国时又因几种原因而“增添一些势焰。一是墨家的明鬼尊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