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

如晨门，荷蒉，丈人，长沮，桀溺是。

    第三，积极的救世派，如孔子是。

    什么是“破坏派”，“厌世派”，“救世派”，究竟是隶属于那几个阶级呢？划分阶级最多，并明知哲学不过是一种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胡博士便缄口不言。单是这一点已足证明他的《哲学史大纲》的肤浅，这样一部书要想“使中国哲学史变色，岂非痴人说梦！

    第八，《哲学史大纲》用两章叙述中国哲学怀胎时代的时势和思潮，而其所怀的第一胎是老子。梁启超以为“《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因举出六个可疑之点：（一）照《史记》的说法，老子既为孔子先辈，他的儿子宗即不能捱得到做魏将（因魏列为诸国，在孔子卒后六七十年），当汉景武时，他的八代孙即不能和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二）孔子，墨子孟子始终没有提及老子；（三）就令承认孔子会向老聃这个人问过礼，然照《礼记·曾子问篇》看，此人是一个拘谨守礼的人，和五千言的精神相反；（四）《史记》关于老子的纪述，什有八九是从庄子中《天道》，《天运》，《外物》三篇杂凑而成，那些故事有些说是属于老聃，有些属于老莱子，连主名都没有确定；（五）老子“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是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一类的话太自由，太激烈，不像春秋时人说的；（六）老子书中所用“侯王”，“王侯”，“王公”，“万乘之君”，“取天下”一类成语，不像春秋时人所有；“仁义”两字对举，这本是孟子的专卖品；又“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一类的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的感觉；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系战国时的官名。他后来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又补充一点，说《老子》“书中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文，似是难儒家；有‘不尚贤，使民不争，’等文，似是难墨家；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文，似是难法家。”

    我以为这些理由都是很充足的，尽可依照梁氏的话，确定《老子》一书为战国末年的作品。因为除这大批的证据外，我们还可补充几点：（一）这寥寥五千言的《道德经》两言“不贵难得之货”，又说“难得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