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费渡的目光扫向所有隐含愤怒的刑警，“但是‘复仇工具’和‘复仇对象’是不一样的，为了增加团体的凝聚力，他们必然存在一定的信仰，培养这种信仰则需要仪式感——例如对犯罪者‘以牙还牙’，死于他犯下的罪行。”
费渡略微闭上眼，多年前那个仿佛幽灵一样出现在费承宇地下室里的男人在他的记忆深处露出诡秘的笑容，他身材高大，眼窝很深，眼睛里是浓重而化不开的阴影，又折射出近乎刺眼的光……尖锐、冰冷，又仿佛是仇恨。
费渡继续说：“而当时除了目击证人以外，决定性证据就是血衣和凶器。如果像海洋说的那样，凶手逃窜和最终逮捕有一定时间差，那么在其中做手脚不难——他首先需要在待拆迁的棚户区里找个地方落脚，把替罪羊钱程绑走，杀人后趁乱脱离众人视野，逃进棚户区，抹去自己的指纹，把血衣和凶器塞给钱程。”
调查员愣了愣，随即他把费渡和这个“哲学家”的对话从头到尾重新放了一遍，然后叫来了技术人员——费渡没插耳机，听语音信息的时候也没把听筒紧贴在耳朵上，窃听器里直接都能听见手机听筒里隐约的男声，通过技术手段放大后，“哲学家”发过来的语音信息十分清楚。
肖海洋被他说得生生打了个冷战。
“不，”费渡打断他，“朗诵者不会用这种带有仪式性色彩的手法杀无辜的人。”
“关于群体性心理研究的文献很多，著名的巴黎九月惨案、卢旺达大屠杀都是典型案例，而‘朗诵者’的发起人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成功地构建了这样一个团体——他们认为自己是被迫害的、正义的，创伤性的过度警觉被不断加强，最初对于加害者的仇恨，会像一碗加满的水，溢出后，扩散到外界所有人身上——他们感觉到的不公平，都是社会的错，是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的错，至于本该主持正义的警察，更是渎职无能，罪无可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