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达了一个女演员的请求，这位法兰克福的女演员想要朗诵他的书的一些部分。他回答我（从屈劳）：“我什么也不会寄到法兰克福去，我不觉得这是与我相关的事。倘若我寄去，便是出于虚荣，倘若不寄去，也是虚荣，但不仅仅是虚荣，要稍好一些。我可以寄去的篇章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毫无价值的，我尊重的只是我写下它们的瞬间。而现在有一个女演员，她满可以找到影响力强得多的于她有利的素材，却想要在一个晚上的一个瞬间突然从她正式或快或慢地陷入的毫无价值之物中升腾起来？这是毫无意义的努力。”
但他并非对自己的所有文学作品，也并非老是评价得如此低下。他开始整理汇编小说集《乡村医生》。这一次他甚至积极争取出版。这是下面几行文字告诉我们的（同样摘自由屈劳写给我的信）：“谢谢在沃尔夫那儿的周旋。自从我决心将这本书题献给我父亲之后，我很希望它马上问世。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此举能与父亲调和，这种敌意的根在此处是拔不出去的，但我确实愿意干点什么，即使并不是迁居巴勒斯坦，至少也是以手指在地图上行驶一番。”
从这几行文字中可以看出，卡夫卡渴望着在家庭中获得正确的地位，渴望同父亲和解；这种渴望与融合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巴勒斯坦）人民道义上正确的生活方式之间强烈地显现着一种联系。这几个主题就是卡夫卡的基本问题（整个人类怎样才有可能过上一种真正充实的生活？）的具体化；事实上，这些主题在他最后几年中越来越强有力地贯穿着。
我所强调的和我认为我对卡夫卡的阐述有别于其他阐述（比如绍普斯、维塔、斯图姆普夫的阐述）的是这一事实：我认为积极的、热爱生活的、充满爱的、就真正充实的生活而含宗教性的因素是关键性的，而不是自我迷失、厌倦生活、绝望、“悲剧性地位”。
我放在传记前面的卡夫卡日记中的三段语录清楚地表明了问题。请你们在读下去之前把它们再读一遍。没有这几个引导句子，依我看是永远理解不了卡夫卡的宗教立场的。在这些句子和卡夫卡类似的话中存在着的充满希望的思想是不能偷换抹杀的。只有超越这些积极的论点，才能认识到，应该将卡夫卡归入“危机神学”的行列，这个神学的倾向性是：在上帝和人之间，在人与通过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