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书义，专依宋齐两事议论，典故皆取自经传，是文风尚古，还是所学太少，不得不恪守经传？
这话不好直说出来，却有人忍不住提点他，如今时兴的文风是融合经史典籍，先发性理之议，再选著十三经、二十史文字乃至唐宋八大家名文注解自己的议论。似他这样先叙后议，以经传为本的写法不合时俗了。
宋时在考场上都敢按着自己的本意写了，对着不能判他卷子的人更没什么不敢说的，开口先引了朱熹的话给自己撑腰：“朱子曰：胡《春秋传》有牵强处。我立论不依胡传，但依左传而已。《春秋》直书东周故事，虽然以用辞为褒贬，但治春秋时还是应当视其为史书，以事见义，而非先立个天理人欲之说，以经文强注理学。”
他在一篇二十五块的明清经学博士论文里看到胡应麟论《左传》的一句“直书其事，臧否自形”，忽然就被这句话戳到了心里。后来他自己作春秋题时也不自觉地带上了这种态度，就按经中语义解释，避免先预设自己的立场，再挑着经籍中的强行证明自己的理念。
这么贵的论文，写出来的东西能有错吗？！
本来后人解读前人文字就是做理解，你不多看史料，用不同史料相验证，还要强行让前人按你的三观和思路写史书，那注出来的能是人家的本意么。这不就跟某年高考，强行分析作者家的窗帘为什么是蓝的一样吗？
他跟众人讲了讲不以经学为义理作注、而要考据经文本义的想法，又怕自己还是个童生，人微言轻，就借朱熹的评论作代言：“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刀达】忧愁焦虑
一名治《春秋》的刘廪生问道：“这倒偏向汉朝经学之说，莫非是令先师桓公所授？”
那倒不是，桓先生教他《春秋》时也是依胡传教他。他主要是从前世带来了实事求是精神，觉得实征考据更可信，不能像别人一样深信索隐派研究出来的理论。
宋时轻轻摇头，感叹道：“我这几年读多了朱子文章，略有所感而已。往后若有机会，倒该把春秋、三传对照着细读几遍，或许更有收获。”
或许回头搞几个表格，统计一下事件、时间、文字用法，能分析出来更多东西？
要是这时代也有统计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