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断曹汇总了各州报上来的数字，基本掌握了全国的土地数和人口数。当然，这个数字肯定不是特别准确，可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已是最优的结果。
另一个时空里，南朝也曾多次进行土断，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最后还是未竟全功。
究其原因，主要因为历朝历代都搞不定土地和人口的统计数字，隐瞒情况太严重，且皇室犹豫，高层反对，吏治腐败，怎么可能成功？
而升明土断，采用天经玉算院里教授的最先进和系统化的统计与概率学的知识，建立模型，输入要素，得出结论，跨越了几千年的科学精神紧密结合徐佑那无与伦比的魄力、朝廷投入的前所未有的人力，以及庞大又汹涌的民意支撑，终于走出了封建王朝的魔咒。
所以在土断的目标基本完成后，中下等的侨姓士族和检籍释放了大量的佃农、逃奴和流民，门阀世族的土地找不到人耕种，这样下去，照样会造成荒芜，岂不又回到之前的状况，那何必土断，何必检籍？
徐佑正等着他们，为了解决这个让门阀担忧的问题，宣布废黜“封山占水”的陋习，重归秦汉旧制，山林水泽归于国家所有，任何人、任何门第都不许无端占有。
至于以前占有的，酌情退还，今后不得再占。
以此，来扭转“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柴薪无托”的困局。
这何止是打脸，简直是把脸踹在地上摩擦。
你嫌地多，人少？
好，我不给你加人，却给你减地。
庾茂等惊呆了，小丑原来是我自己？
这次连顾朱张也受不了了，几位家主还有徐佑的老丈人张籍全都秘密求见，询问徐佑的底线。
徐佑说的很诚恳，道：“家富国贫，何以持久？北魏眼见要从前几年的混乱里缓过气来，我们要是慢一步，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到时候数十万铁蹄南下，国将不国，诸位的家资不过是为元氏暂时保存罢了。”
但他也不能把事情做绝，道：“山泽之禁，自太后始，王公及以下，皆不能免，包括我在内。不过，会依据你们各家的品阶递减，总不会让大家没了饭吃，对不对？”
众人无言以对。
如今徐佑大势已成，土断和检籍用的几乎全是寒门子弟，这些人隐隐崛起朝中，他们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已不是不可或缺。
反对不成，那就只能支持，至少跟着徐佑走，经济受损，政治上还能保住地位。
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没过多久，徐佑以太后的名义，把皇室占有的十座名山和二十一处湖泽交归国有，再把徐氏在义兴的所有山泽交归国有，只保留了钱塘的三座山两个湖——这还是因为钱塘是翠羽营、枫营、虎钤堂和玄机书院等至关重要的机构所在地，必须保持一定的私密性，才能防止出现安全漏洞。
但仅凭义兴的山泽，就算不如皇室，也是几代人积累的巨额财富，干脆利落的交出来，让所有质疑者都无话可说。
只有身正，才能服众！
其他各门阀世族也参照徐氏的标准，按照官阶和爵位，依次递减交归国有的山泽数量。
再经过统一调度，把这些山泽间的肥沃良田分给贫苦百姓，成立农业协作社，由当地州府提供农具和粮种，鼓励百姓互帮互助，并免去前三年的赋税，力争不让这些好不容易从佃农变成自耕农的齐户不再次流失。
但这些措施也只能暂时的治标，不能治本！
要治本，必须改革税法。
纵观历代赋税制，总体特点是：征收的标准由人丁向田亩、资产过渡；征收的方式由实物地租转向货币地租；征收的名目由多种成分转向单一货币；征收时间由不定时发展为定时；农民服役由必须服役发展为可以代役。
从春秋初税亩，刘汉的口赋制，到曹魏户调制，再到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全都是人口和田地同时征税的二元法。
随着时代进步，朝廷发现二元法太加重农民的负担，一旦遇到灾年和重大变故，就会造成大量自耕农破产，然后土地被疯狂兼并，进而影响国家的方方面面。
为了改变这个状况，唐后期的两税法仍然收人头税，但对人口普查力度变弱，宋中期的方田均税法也仍然收人头税，但是把田税向地主阶级倾斜，明中期的一条鞭法，清中期的摊丁入亩，
所有税法的改革，核心内容都是让征税更便捷，百姓负担更轻，让国家更强盛，并逐渐的取消人口税，只征收资产税。
可惜的是，这个过程，延续了整个封建时代，直到摊丁入亩的出现，才在名义上彻底取消了人头税。
徐佑想做的，是一步到位！
他的底气，在于占城稻的有效推广改变了粮荒的局面，人丁爆发式增长有了物资基础；其次，既然这一年内已经把门阀世族逼到了绝处，那就长痛不如短痛，再逼一逼，说不定就把他们逼垮了！
新税法早在土断的时候就开始召集户部精通度支的人才进行研究，等土断和检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