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光从未像此刻这般安静，又这般喧嚣。
安静的是那些殖民时代遗留的古老建筑——秘书处大楼斑驳的赭红色外墙，圣玛丽大教堂褪色的彩色玻璃，斯特兰德酒店走廊里吱呀作响的柚木地板。它们在近百年的湿热空气中缓慢腐朽，像一群沉默的见证者，看着这座城市从一个时代跌入另一个时代。
喧嚣的是人心。
九月的仰光，雨季刚过，空气中还残留着最后一丝潮气。环城铁路的绿皮火车依旧每天吞吐着数以万计的乘客，道釦镇的集市依旧从凌晨四点喧嚣到傍晚，仰光河上的货船依旧日夜不停地鸣笛。但所有这一切——火车的轰鸣、商贩的叫卖、汽笛的悠长——都压不住一种更低沉、更执拗的声音。
那是从无数紧闭的门窗后、从深夜茶铺的窃窃私语里、从僧侣化缘时与施主短暂的眼神交汇中，渗出来的声音。
“该变了。”
没有人公开说出这三个字。但在仰光，在东枝，在曼德勒，在密支那，在所有曾经被军管阴影笼罩的城市与乡村，这三个字正以肉眼看不见的速度，像雨季的藤蔓一样，疯狂生长。
巴罕区，吴登伦的宅邸。
老人已经连续七天没有走出这栋柚木老宅。长子吴昂觉每天早晚两次请安，都被管家挡在二楼楼梯口：“老先生在静思，不见任何人。”
但仰光的政治圈知道，吴登伦没有静思。他只是在等。
等那个从六百公里外传来的消息。
第七天傍晚，消息终于到了。
来者不是特区的信使，不是任何加密通讯渠道，而是一个最不可能的人——国大党青年团的一名普通干事，二十五岁，大学毕业刚两年，在党内负责最不起眼的“基层联络”工作。他骑着摩托车穿过晚高峰拥堵的街道，在吴登伦宅邸门口停好车，从背包里掏出一个用牛皮纸包裹的、没有任何标识的扁平方盒，交给门房。
“一位施主托我转交吴老先生。说是旧书店淘来的珍本。”
门房接过，照例登记。包裹上贴着仰光最大那家旧书店“妙声闻”的标签，寄件人一栏的字迹潦草难辨。一切正常得不能再正常。
方盒在三十分钟后被送到二楼书房。
吴登伦没有立刻打开。他让管家退下，独自坐在书桌前，看着那个扁平方盒，看了很久。
窗外的缅桂树在晚风中轻轻摇曳，花香穿过纱窗，混着室内淡淡的檀香，在书房的每一个角落弥漫。夕阳的最后一缕金晖正从窗格间斜射进来，落在方盒的牛皮纸上，将那些细小的纤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