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他终于点头，“就从这三个包开始设计。设计的时候，把可能被钻的空子尽量想到，但别设计得太复杂，让下面的人看不懂、不愿做。核心是简单、透明、可核查。你先拿详细方案，预算做实在点，别虚高。弄好了，我跟龙哥提。”
“是！”王猛精神一振，合上文件夹，又想起什么，“对了，关总，民政那边阿伯牵头弄的‘身份证资格参考说明’，几个试点新村反馈回来了，修改了一稿，您要不要看看？”
“放这儿吧，我晚点看。”关翡说，“告诉阿伯，辛苦了。试点不急着扩大，先把现有这几个点的经验，好的坏的，都总结出来。尤其是怎么处理那些‘擦边’的申请，怎么平衡不同寨子头人的推荐，这些具体的难处，多听听他们的说法。”
王猛领命离去。关翡独自坐在平台上，慢悠悠地喝完那杯已经凉了的茶。阳光渐渐炽烈起来，他眯起眼，看着这座在晨光中蒸腾着热望与尘埃的城市。改革不再是脑海中的宏大蓝图，而是变成了“岩鹏会不会上钩”、“饮水点该选在哪里”、“夜校补贴给多少合适”这样具体而微的问题。琐碎，甚至有些平庸，却无比真实。
接下来的几天，关翡保持着这种“迟缓”而专注的节奏。他批阅文件的时间少了，与人面对面交谈、甚至只是倾听的时间多了。他见了民政的阿伯，耐心听老人家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汉语，絮叨试点中遇到的各种人情世故和为难之处，不时插话问几个细节。他也见了那位骠族青年法律人，听他用略显激动又谨慎的语调，讲述他整理的“常见纠纷调解指引”初稿，以及对特区未来法治的稚嫩憧憬。关翡没有给出太多具体指示，更多的是鼓励和提问，引导他们自己思考解决之道。
他甚至抽空去了一趟特区边缘的那个“和睦”工人新村，没有通知任何人，只带了李刚。他们像两个普通的访客，在村里新贴出的“身份证申请资格补充说明（试行）”大红纸前站了一会儿，听围观工人的低声议论；去村头那口刚刚清理过、加了简易过滤装置的老水井看了看；还在一个工棚改造成的、略显简陋的“劳工夜校”窗外，听了一会儿里面结结巴巴的读书声。
没有掌声，没有感激涕零，甚至很多人根本没认出他。工人们议论的主要还是工钱、伙食、家乡的雨季，对新贴出的规矩半信半疑，对夜校的兴趣远不如对一台正在播放足球赛的旧电视机。但关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