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议事厅”扩展为“特区发展议事会”），让各方代表参与规则修补，使规则本身具备弹性和认同度。
权威背书：关键时刻，需要杨龙以“特区最高长官”身份，对规则进行确认和背书，赋予其合法性。
容忍反复：允许试错，允许局部倒退，保持耐心。改革不是直线前进，而是螺旋上升。
写到这里，他停下笔，凝视着白板上密密麻麻的字迹。这不再是一个恢弘但空洞的蓝图，而是一条布满具体路径、已知风险和应对策略的登山小道。陡峭，但至少有了落脚点。
接下来的几天，关翡进入了另一种工作节奏。他不再埋头于文件堆，而是频繁地、低调地约见不同的人。
他见了特区民政部门实际负责人，一个六十多岁、原先是村寨长老、被杨龙请来管“人头”的和善老者。关翡没谈大道理，只是拿出自己草拟的、极其简化的“特区居民身份证申请资格参考条件”（如在特区连续居住工作满三年、无重大违法犯罪记录、有稳定收入或住所、掌握一项特区所需技能等），请教老者：“阿伯，您看这几条，合不合理？如果按这个大致标准来，下面申请的人，会不会觉得有个奔头？你们审核的时候，会不会少些为难？”
老者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半天，慢悠悠地说：“关总，理是这个理。可……谁来定谁符合‘特区所需技能’？谁来查‘无犯罪记录’？这些事，以前都是各寨子头人说了算，或者我们几个老家伙凭印象。”
关翡说：“所以想请阿伯牵头，组织几个人，就这几条，弄个更细一点的说明。比如，‘技能’可以包括在特区工厂工作满一年、有建筑手艺、会开车、甚至摆摊三年以上也算。‘审核’也不急，可以先试点，在瓦城和两个大的工人新村搞，成立个三五人的小组，您当顾问，再找两个识字的年轻人跑腿。慢慢来，先跑通流程。”
老者沉吟许久，最终点头：“试试也好。总比现在谁都想塞人，我们里外不是人强。”
他见了特区里少数几个有法律背景的人，一个是在仰光读过法学院、因战乱逃到特区的骠族青年；一个是在云南做过基层司法助理、后来跟丈夫来特区做生意的中年妇女；还有一个是本地寨子里的“明白人”，虽没正式学过法律，但熟谙习惯法，调解纠纷很有一套。关翡请他们帮忙，将特区最常见、也最头疼的几类纠纷——欠薪、工伤、土地界址、买卖欺诈——整理出几种“推荐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