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道，语气带着科研人员特有的审慎，“而且，首批发射资源肯定优先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和战略合作伙伴。”
最关键的限制性条款，隐藏在厚厚的合同草案附录中。林薇的团队连夜审阅后，提炼出核心几点：一、发射任务需纳入国家航天局的整体规划，具体发射窗口须协调，不保证按风驰理想时间表执行；二、卫星部分关键部件（尤其是涉及高精度导航和保密通信的载荷）需采用经航天局认证的国产化替代清单内产品，且需接受额外的在轨测试和数据审阅；三、项目全程需接受指定机构的“安全督导”，涉及数据跨境传输需单独报批。
“这等于给我们戴上了三重枷锁。”当晚的内部复盘会上，赵启明将铅笔重重拍在桌上，“时间不确定、技术被阉割、数据被监控。这样的‘星琙’，还是我们想要的‘星琙’吗？”
李钧沉默地听着，手指在平板电脑上滑动，反复查看长快方案中关于“国产化替代清单”的附件。清单里部分元器件和材料的性能指标，与他从陈远帆那里得到的最新国际前沿情报相比，差距不是一星半点。他知道，这不能完全归咎于长快，而是整个产业链的现状。但商业竞争，尤其是与星链抢时间的竞赛，不会等待产业链慢慢成熟。
与“东方”公司的谈判，在另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会议中心举行，过程却呈现出一种奇异的“镜像”困境。
东方公司背靠深厚的国资与航天科研院所背景，技术底蕴更加扎实。他们提出的方案，是基于其主力液体火箭“东风利箭”的适应性改进型，运载能力更强，轨道投送精度也更有保障。对方的首席科学家甚至带来了初步的星箭联合优化仿真结果，显示可以部分满足“星琙”的苛刻要求。
然而，东方公司的“规矩”更多。他们的谈判代表，一位气质儒雅却目光犀利的中年官员，在肯定了风驰的“创新精神”后，委婉但坚定地提出了几点“关切”：
“首先，李总，贵公司作为民营企业，规划如此大规模的卫星星座，其战略意图、数据安全保障、以及长期运营能力，需要经过更高层级的综合评估。我们建议，风驰可以考虑引入国家队战略投资，形成混合所有制架构，这样不仅在资源调配、政策支持上会顺畅很多，也能更好地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大局。”
“其次，‘星琙’星座的频谱资源和轨道位置申请，目前主要由我们东方公司代为协调。但国际电信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