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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我需要向关总汇报，并听取特区相关金融监管部门的专业意见。”田文最终说道，没有立刻答应，但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在让渡协议推进的同时，我们可以就这个‘窗口期’方案的具体参数和风控措施，进行非正式的探讨。但任何最终安排，都必须以不违反法律和监管要求为前提，并且需要特区最高决策层的批准。”
“合理。”马斯克知道这已经是对方能给出的最积极回应，“我们期待进一步的沟通。”
第一次正面交锋，双方都亮出了部分底牌，也试探出了对方的边界。马斯克用“提前签署让渡协议”作为压力，换取了对方对“吸筹窗口期”的开放性讨论；而田文则牢牢守住了“合法合规”和“可控”的底线，将最终决定权留给了关翡和更高层面。
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边境研发中心仿佛变成了一个高速运转的精密仪器。多个会议室被同时启用，双方团队按照田文划分的模块，开始了连轴转的细节磋商。
诺顿带领的法务团队与田文及其手下的国际法律专家，在距离主会议室不远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围绕着股份让渡协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拉锯。每一个条款的表述，每一个定义的内涵，都可能意味着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差异。定价模型成了争论的焦点，特斯拉方面要求引入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对模型参数进行验证，而特区方面则坚持其模型的权威性和透明度已足够。
主会议室内，格鲁伯、卡莱尔与李钧及特区经济发展局的团队，就“凤栖”项目的具体条款展开博弈。土地价格是按一次性出让金还是分期支付？税收优惠是从投产当年开始计算还是从协议签署年开始？本地采购比例的具体数值和达标期限？特斯拉派驻管理人员的权限与特区法律法规的边界？每一个问题都牵扯着巨大的利益和未来的运营弹性。
而在另一间配备了顶级保密通讯设备的小型技术讨论室，埃米莉·陈和安德鲁·卡莱尔（作为技术代表）通过视频连线，与身处特区“能量本源”实验室的邢教授及其副手，开始了初步的技术对话。话题被严格限制在基础科学原理、测试方法论、以及工程化面临的共性挑战上。邢教授惜字如金，但专业素养无可挑剔；特斯拉的专家则如饥似渴地捕捉着每一丝可能揭示“基石-α”真实面貌的信息。
马斯克没有参与任何一个具体的讨论。他回到了自己的客房，站在巨大的落地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