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都毫无区别……结果从那座警察署里冲出两个举着武士刀的日本浪人时，红军战士们都感到惊呆了。
“……诸位先生们，你们对这个国家的看法是不是太悲观了一些？”司徒雷登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对众人反驳说道，“……虽然如今中国的处境，确实很糟糕，但是，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事与任何灾难可以摧毁中国人，他们是最善于从苦难中生存的坚韧之人。
看着一份杂志封面上，日本骑兵和装甲车部队趾高气扬地开进南京中华门的照片，有人忍不住鄙夷地评价说，“……在敌人面前完全不敢进行抵抗，就乖乖交出了自己的首都……这个国家真是没救了！”
昔日里喧嚣着“大东亚共荣圈”的“黄种人救星”，最后却只能以盛产av与女|优而名著于世。在靡靡入耳的丝竹声中，那宽松无比的绚丽和服下面，怎么掩得住那让人心神荡漾、销魂蚀骨的风流与妩媚？
那位跟东交民巷领事馆有些关系的美国教授立刻答道，“……南京和北京这两座中国的古老首都一旦易手，就相当于当年的英国在印度攻下了德里和孟加拉！唉。到了这一步，除非能出什么意外，否则这个国家应该已经算是完了……中国人如果运气好的话，大概还能像朝鲜人一样，在日本人的管制下马马虎虎地生活下去，或许能变得更加文明和有秩序也说不定。但要是他们运气不好的话，北京城的日常用语恐怕要换成日语了——就是像我们在上个世纪对待印第安人的做法一样……”
然而，尽管日本人在这地方的力量如此单薄，面对声势浩大的工农红军，他们还是拒绝了任何的招降，做出了惊人顽强的抵抗，硬是依托房屋和地形，用军刀、步枪和手榴弹打退了好几次攻击。最后甚至逼得红军战士不得不用了枪射云爆弹，才把最后两个日本人跟那座警察署一起轰到了天上……
“……日本人当然尝试过很多开发计划，但是都失败了。因为这里没有公路，没有铁路，又不是海港，大运河的淤塞又一日重过一日，连小火轮也渐渐地没法开了——交通不方便，一切工商业都发展不起来。而自己投资帮中国人搞基建和交通的花费。对于日本人来说又实在吃不消。若是搞农业吧，总共才只有七百亩地，还有很多是没法种田的烂地，难道要专门为此搞一个杭州开垦团吗？这才能安置几户人家？”
但是，只要在这个时代待的越久，他就越是能深深地感受到，现在这个日本和未来那个日本，还有现在这个中国和未来那个中国的巨大差异——不仅仅是在物质上，还有更多的是在心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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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就读这所学院的中国学生之中，却弥漫着一股绝望和颓败的气息……至于原因么，只要看着外面的北平街道上到处飘扬的旭日旗，和一声声“大日本帝国万岁”的欢呼声，就基本上都能明白了。
而且，与眼下虽然挥师进占北平。但多少还要顾忌国际影响，不敢冒犯西洋白人利益的日本军队相比，他更担心南方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司徒雷登出生的故乡杭州，在前不久也被工农红军攻克了。
“……是啊！合众国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允许日本在中国自由行动，但也没有真正答应他们侵吞整个中国啊！按照合众国原本的设想，只是仿照日俄战争时期的前例，把江浙地区划为交战区，允许日军行动和暂时占据，然后由各国作保，禁止日本人把手伸到交战区以外……谁知中国人这一次垮得实在是太快了！一枪不放就交出了自己的首都！这让我们到底该怎么救？难道还要出兵打日本人不成？”
看那富士山下漫天飞舞的无边樱花，听那温柔乡里摄人心魄的浅唤低吟，最是回首处那一低头的温柔，正如海棠不胜梨花的娇羞！无不让人心有勃勃焉。凭眼处，那散落在地的华服，零落于窗边的木屐，谁还会记得那早已消逝的旭日战旗，还有那满是斑斑锈痕的残破军刀？
站在作为指挥部的大型野战帐篷门外，望着四周的荒草和乱石滩，王秋不由得深感讶异——在他的印象之中，民国时代的外国租界，论理应该都是很热闹繁华的商埠才对。但杭州的拱宸桥日租界，却是这样的与众不同……怪不得后世自己小时候在杭州住了这么些年，都从来没听说过那边有什么日租界。
结果，直到从附近一间破屋子里钻出几个佩刀的日本浪人。嗷嗷叫着挥舞武士刀要跟红军动手拼命，红军战士们才惊讶地发现，这片除了杂草就什么都没有的荒地，居然就是杭州的日租界！
总体而言。眼看着南京和北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相继陷落，而如今主宰地球的欧美列强，也都在纵容和默许日本的大规模侵华，所以休息室内在座的各国教员都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感到很不乐观。只有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一位出生在杭州、成长在中国、就职在北京的美国传教士，对此有着不同看法。
——由于美英两国政府的外交路线在马尼拉会议之后发生剧烈改变，对日本大规模侵华的态度从反对、抵制变为支持、纵容，燕京大学的诸多外教也只得一改之前支持抗日的主张，转而宣传起了“中日合作，清剿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