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蒋志英的两个团，打得蒋志英负伤败退常山，红十九师因此缴获颇多。
“……但这需要我们把队伍分散开来打游击，把正规红军重新变成游击队！”粟裕烦躁地脱下了自己的军帽，狠狠地摔在军事地图上，“……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和决心，不能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把正规战变成游击战，我们根本不可能在浙江立脚生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寻淮洲笑着摇了摇头，“……还是等侦察员回来再说这事吧！我们先去吃晚饭！今天有蘑菇、竹笋和咸菜煮的汤，还有香喷喷的大米饭管够！要是炊事员还能买几口猪回来，咱们就可以好好打一顿牙祭了！”
群策群力团结牢！拼将头颅为国抛！
说到这里，粟裕忍不住就是摇头一阵哀叹，“……以红十军团眼下总计不过一万多人的兵力，充其量也就能陪着他们在山沟沟里玩捉迷藏而已，真要是打一场正面作战，这两根硬骨头不管哪一根都很难啃啊！”
——提一旅孤军挺进国民党统治的腹地，毫无疑问将付出极为重大的牺牲，承受无数艰难困苦的考验。
十二月初的江南，虽然不比大雪漫天的东北和华北，但也已经很冷了。一片阴寒刺骨的山雾之中，这些身穿带着红领章的灰军服，头戴灰色八角帽，上面有布质红五角星的士兵，全都被冻得直哆嗦，只得一边在山路上小步慢跑着，一边从衣服内层摸出被体温捂得稍微有点软的杂粮饼，塞进嘴里慢慢咀嚼。
同时，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西渡湘江，中革军委又命令红十军团立即再次出击敌后，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皖浙边苏区，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嫡系兵力。并且特意强调：“行动须迅速。不宜再迟延。”
浙江省西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伴随着一曲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唱红了大江南北的《抗敌歌》，一支风尘仆仆、衣衫褴褛的军队，正在坎坷崎岖的山路之间，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他们身上披着御寒的大衣不仅式样颜色五花八门，而且上面满是血迹、焦痕和破口，充分显示出了这一路上的艰辛与征尘。
“……呵呵呵，粟裕同志，你这张嘴还真是……谁都敢拿来开玩笑啊！以后只怕是要吃亏在这上面！”
可尽管如此，处境艰难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还是给这支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最大限度地在福建、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在闽浙皖赣建立新的根据地；开展反日运动；深入敌人远后方去消灭敌人单干部队，破坏杭州至江山的铁路与公路运输线，吸引“围剿”中央苏区的一部分敌军回援其后方。
寻淮洲则是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浙江战场的特殊性，“……从全局来看，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虽已丧失，但是国民党的主力正被我主力红军吸引于湖南地区，那里是目前的全国主战场，相对地说来，浙江的敌人比较空虚。而且，如果在浙西立足。我们可以同坚持在南方的几个老苏区互相配合，互相支援……”
血正沸，气正豪！仇不报，恨不消！
因此。在今年7月，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内部保持军团编制），打着抗日救亡的旗号。向敌后进行战略转移……总的来说，这是一支投出去问路的军队，是一支一石三鸟的队伍。这支部队是否能够在敌后取得作战成功，关系着一个酝酿已久的大计划——红军大部队的长征。
当时红七军团的军团长是寻淮洲，军团政委乐少华，军团参谋长粟裕，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总的来说，这是一支富有实战经验的精干部队，但在东线的屡次血战之后，军团兵力损失惨重。当时已经仅剩下四千余人，而且武器装备严重不足。有一部分战士甚至没有步枪，只得用红缨枪来凑合……
“……现在因为我们身处于交通不便的浙西北山区，敌人难以利用公路和铁路运动部队，兵力调度较为迟缓，这才让我们进逼到了距离杭州不远的地方……但这不等于我们可以随意跳出山区，到杭嘉湖平原上跟国民党反动派硬碰硬！就算浙江保安团的战斗力再差。蚊子多了也能咬死大象！更何况，国民党如今派来对付咱们的围剿部队，可不仅仅是那些废物保安团。还有四十九师和补充第一旅这样的硬骨头！”
话虽这么说，但两人似乎都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么搞的话，很容易会被上纲上线到“政治错误”的！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反革命势力的社会基础雄厚，保安团的数量众多，保甲制度也较为严密，交通与通讯又很捷便，所以敌人在浙江总是能及时掌握红军的行动情况，从各方面调动部队围击红军。抗日先遣队却只能机械地按照中革军委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里程慢慢地走，差不多天天要打掩护仗、遭遇仗。虽然因为浙江保安团的战斗力极差，红军取得了不少战术性的胜利，但整个处境却越来越被动了。
除此之外，他们在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在崖石上、墙壁上、电线杆上刷写“抗日反蒋”、“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打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