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当响的西北军大刀队给打到一败涂地。最后几乎完全是依靠银弹战术、贿赂收买、挑拨离间这样上不得台面的阴私手段，才把自己推上了全国领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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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南京的“藏本事件”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但它在上海造成的影响却还没有结束——在此后不久的某一天，金奇娜大姐就万分惊愕地发现，自家位于公共租界的房子，居然被划进日租界了！
就这样，从沈阳一路流亡到上海的金奇娜大姐无限悲愤地发现，继东北三省沦陷之后，自己家在上海的房子也要沦陷了……如果不想当大日本帝国的良民，那么接下来就是又一轮背井离乡的节奏……
从1932年到1933年的这14个月时间里，这个兵工厂总共修配步枪4万多支。迫击炮100多门、山炮2门。机关枪2000多挺，制造子弹40多万发，翻造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个。即使没有掺杂什么虚报的水分，这个数字也只够两三次战役的消耗——“……战士们还经常从旧战场捡回子弹壳，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有时还用木制弹头，以弥补武器的不足”。其实际的作战功用可想而知。
这一回的第五次围剿作战，蒋介石采用了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的建议，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说穿了也就是曾国藩昔年组建湘军剿灭太平天国的“结硬寨、打呆仗”战术的翻版，谈不上有多少新意，完全就是凭借雄厚的本钱来慢慢地磨死人。
要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就算反共立场不会动摇，也不见得就一定只能让蒋介石当最高领袖。
日后在课本和文艺作品中被热情宣传的红军老班长和红小鬼，其实是当时苏区兵源枯竭的悲哀体现。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跟一战末期的德国相似，看上去开疆拓土、兵威赫赫，实际上已经只剩了一口气。
等到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人正式用武力接管了整个东区，从而形成了虹口日租界。
更糟糕的是，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位于群山之中，原本就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几乎没有工业。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才在瑞金设立了第一座兵工厂。职工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300余人。根据红军战士的回忆：“……说是工厂，其实最早是仅有几把斧头、铁锤的作坊，稍后增加了锉子、钳子、风箱……等等。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31年10月成立红军兵工厂的时候，才有了比较完整的修械和翻造子弹的手工工具。后来又增加了手摇钻床、手摇冲压机，四尺、六尺、八尺皮带车床、皮带钻床等共十几部。但由于缺乏柴油，以至后来根本断绝了柴油的来源，搬迁到岗面的时候就利用水力冲动水轮机，带动皮带车床移动。”
从数字上看，中央苏区的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实际上，上述的多数地区都属于“拉锯”区，敌退我即占，敌进即失去，所谓的60个县很多是新设的，真正的后方依然不过是赣西南和闽西两地而已。
总的来说，江西中央苏区的回旋余地太小，补给能力太弱，在持久消耗的作战之中，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共产党在战争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无法保证兵员和粮食弹药供应。如果整体上被围攻的态势不变，必定会被困死——即使赢了第五次反围剿也会有第六次，就算又赢了第六次或许还有第七次，也就是所谓的“百战百胜而亡其国”。如果工农红军想要打破这种被动态势，只有一条途经，那就是抓住一切机遇向外发展，撕碎敌人的包围圈，把战火烧到敌人的腹地里去！
而在这个夏天真正给他们带来麻烦的，却是一则在历史课本上完全没有记载过的“藏本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