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中国：一度流行于学术界“对日新思维”无视日本方面歪曲历史、逃避罪责的恶劣行经，却把恶化中日关系的罪名推到中国人民和所谓“极端民族主义”头上.。个别人叫嚣让“中国再被殖民一百年”一些所谓“自由主义”学者主张无限回避“搁置历史”其实就是“出卖历史，罔顾历史”，出卖民族精神，没有历史内涵的民族精神是空洞无物的。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是萎缩的民族，不可救药的民族。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是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
张睿壮教授曾说：“‘对日新思维’完全忽视了中国对日政策不能脱离中国国民感情这一重大前提。“好像日本的国民感情应当尊重，中国的国民感情就可以靠政府强行压住似的。”实际上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克制态度，是包括日本有识之士在内的世人有目共睹的”。
“中国并不存在什么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在当今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上，在超级大国大搞霸权主义的世界上，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不应受到批判和遏制，而应大力提倡和加以培育。”在日本有多达上百家最大的企业如三菱、日立等成为右翼团体的金主，中国的企业有几个愿意为民族主义的健康成长奉献上点理性的付出。
中国自奉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群人显然又露出了他们天然的缺陷，自由是珍贵的，但“人权高于主权”、“警惕狭隘民族主义”之类神圣话语一旦高度抽象就和以前的“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作为纯哲学的共产主义的口号一样变得十分危险。他们根本就没有对哲学和政治哲学进行区分。反日从来就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目的，他们只是要提醒人们，要警惕豺狼，反的是军国文化、法西斯化，因为日本思想领域中右翼文人如小林善纪、西尾斡二等打着维护民族利益的新右翼趁虚而入，大量否定侵略战争史如＜历史教科书中的15年战争＞、＜自虐史观的分析＞、＜战争论＞等大行其道，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这样为东西方所不齿的怪胎。中国的艺术家学者和媒体不能无所事事。他们不能只会对着女人的大腿和裙子发挥想象力。
一个不清醒的民族没有资格代表一种伟大的文明，如果我们还自称是中国人就不应该如此没有是非，中国人从来不记仇，即使是对待制造了“扬州三日”大屠杀的满族后人，今天也己经被视为中华民族当然一分子，这样的宽容也曾用于战后日本。
中国是二战后唯一没有向日本索取任何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国家。这与日本在甲午战争后的疯狂索取和日本右派今天的猖狂是多么的不同。
中华民族有权基于他们对于苦难和人类悲剧的思考来做出自己的文明判断，作为一种古老的文明，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是非价值观，因为那是对于人类文明未来不可回避的思考和义务。在此，任何一种理性算计和经济学考量都是软弱无力的。遏止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是日本人民的责任，更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义不容辞的义务，中国唯其如此才是对亚洲和世界负责的行为。
像“七纵七擒”这样的智慧游戏，日本是很难读懂的，那是一种高度文明自信中才具有的一种豁达。
日本文明还未成熟。与其说它是一个现代国家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夹杂着奴隶封建制特征的伪现代国家，技术文明繁荣的外表下遮蔽了太多见不得人的龌龊。它缺少一个文化的根基。
五：我们的道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自白
中日的较量远未结束，9.18不是一个故事，也不是一个符号,它甚至还不是一个开始，相对于中国的历史,他还只是一个精神轨迹的拐点。任何真正的开端都是困难的。
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运动已有二十余年，改革已经到了最困难的攻坚阶段，当我们今天的教育官员扭扭涅涅的反对教育产业化时，他们所提的九年义务教育其实还只是一百年前日本明冶维新时代的标准。
中国民族主义者无须掩盖他们对于国家和历史的表白，他们坚信一个国家民族主义实现的水平也就是其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这点上他们根本不需要别人提供答案，因为答案就在问题之中。他们就是中国几乎所有时代问题的答案。
在现实性上，中国民族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中国主义。
中国主义不是技术主义和yu望主义，中国民族主义的内涵是由中国文化所决定的，它根本就不能与西方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更不是美国主义,全球化运动所能规定的。他一定要有自己的轨迹。
9．18过去了，我们也许还没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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